隨處可見的監控攝像正在挑戰著人們的隱私安全。不僅如此，攝像頭安裝不規范也導致偷拍事件層出不窮，從時裝店試衣間的偷拍事件，到酒店房間的偷拍，甚至連長住的出租屋里也有偷拍。通過非法安裝攝像頭或者暴力破解家用攝像頭，一條售賣人們隱私畫面觀看權的色情黑色產業鏈也就此形成。
攝像頭滿地走的當下，對攝像頭全鏈條進行監管，不僅是對隱私安全的保護，更是對當前隱私泄露傷害的止損。
治安監控？沒那么安全
不可否認，在公共領域安裝攝像頭進行監控對維護社會管理秩序而言是有必要的。事實上，因為出于“安全考慮”“怕出了事說不清”等原因，越來越多的商場、餐飲店、游樂場、賓館、小超市等等在經營場所安裝攝像頭。這些攝像頭有的是商家從網上或數碼城購買后安裝的，有的是收銀系統本身攜帶的。
比如，海底撈就曾被報道不僅在前臺、大廳、走廊等區域安裝了攝像頭，還在包間里裝上了攝像頭。根據記者此前走訪，海底撈位于北京市朝陽區的多家門店，確實在包間里看到了云臺式攝像頭。在記者走訪部分其他品牌餐飲中也發現，飯店包間裝攝像頭的現象，并不罕見。
對于包間內安裝攝像頭一事，海底撈則回復媒體稱：為保障消費者用餐安全，各門店會結合門店特點安裝監控設備，包括包間；同時，海底撈注重保護顧客隱私，公司對監控管理設有相關的制度、流程，同時通過技術手段強化管控，保障消費者權益。
然而，雖然攝像監控在維護公共管理秩序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功能，但由于攝像頭遍及城市的大街小巷，包括商場、便利店等等，在這些無所不在的攝像頭的監視下，公共管理秩序與公民隱私權的矛盾日益凸顯，再加上作為“權力之眼”的監視和儲存尚有管理不當的疏漏，使得公民在公共領域中的隱私權也頻繁遭受來自濫用攝像監控的侵害。
一方面，公共領域的攝像監控往往針對其監控范圍內的一切個體活動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全方位監視和記錄，使得人們對自身無察覺的私人活動被持續暴露。公共領域攝像監控的觀察，意味著人們任何細微的親密行為和不雅動作都難逃其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難免產生心理上的不適與不安。
另一方面，公共領域的攝像監控對私人秘密的暴露超出合理應用的范圍，使人們無處藏身，阻斷了人們維護私生活秘密不為人知的可能，對現代社會中個人私生活自由的實現造成了消極影響。比如，一商場被發現試衣間沒有遮擋物，側上方天花板上則裝有一個攝像頭；一男浴室更衣室里被發現攝像頭等等。安裝攝像頭不規范導致的侵犯隱私權問題以及信息泄露風險層出不窮。
不僅如此，攝像頭被破解帶來的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多引起社會的關注。目前，公共場所的攝像頭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公安機關等安裝的維護治安的攝像頭，該部分攝像頭一般采用專線安裝，由公安機關專門管理，有良好的保密性，被破解的可能性小；但另一種，則是個人或商家自行安裝的攝像頭，這種攝像頭一般與互聯網相連，其維護加密及密鑰的更新一般較慢，被破解的可能性非常大。
近日，有用戶在社交平臺發布疑似破解學校、醫院等公共場所攝像頭后的監控視頻，引發了公眾熱議。事實上，在一些境外社交軟件上，就有人專門傳授如何獲取國內外公共場所攝像頭拍攝畫面。其中，一些教學視頻中，經過簡單的操作，對方的電腦窗口中便顯示出幾家商場和小吃店的監控畫面。這些被破解的視頻，則被人們上傳至網絡當作引流工具。
偷拍事件層出不窮
除了公共領域安裝攝像頭存在不規范帶來的隱私風險外，偷拍事件的層出不窮更是暴露了亟待規制和管理的攝像頭安裝的亂象。
其中，酒店是攝像頭偷拍的重災區。網絡尖刀安全團隊曾抽取了500余個有效舉報的色情網站，并圍繞“酒店”“偷拍”等分詞建立了一個簡單的NLP（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詞庫，抽取圖片場景進行對比，推演攝像頭可能存在的位置。
得出的結論認為，針孔攝像頭從垂直角度、傾斜俯視角度及平視角度，通常被安裝在煙感報警器、吊燈、天花板吊頂、空調室內機、插座、晾衣架、機頂盒、電視、電源適配器等位置。而這些偷拍的內容，將在色情網站等互聯網黑色產業中占有很大的市場，被偷拍的視頻，很可能會出現在色情網站上。
網絡尖刀安全團隊表示，偷拍攝像頭的安裝原則，一定是放在最佳視角能夠觀看到完整的目標體，所以在視線范圍內可以直接對著床的區域，能夠有先天條件供電、不會被物理強光阻隔的位置都會有嫌疑。
實際上，巨大利益下，偷拍早已成為一門產業。每一個偷窺鏡頭后面，都有一條黑色產業鏈，從違法生產監控設備，到專人將設備改裝到遙控器、路由器、插座等多種日用品上，再將其安置于酒店、商場等場所，直至將偷拍的照片、視頻放到網上明碼標價售賣，利益鏈綿延不斷。
比如，上海浦東偷拍案中，被告人付某為偷拍獲利，從實體店里購買了網絡攝像頭，再自己去賓館開房間偷偷安裝。用這種方法，付某先后在貴州、云南、四川等多地賓館里安裝了攝像頭，然后以每個視頻鏈接120元或130元的價格網上售賣，成交后將二維碼發給顧客掃碼觀看，很短時間就獲利1萬余元。
再比如，北京朝陽吳曉春案中，吳曉春通過搭建“藍眼睛”“上帝之眼”等App，非法控制了包括北京朝陽區某養老院等私人住宅及公共地區監控攝像頭在內的世界各地18萬個攝像頭系統，通過在網絡推廣攝像頭實時監控畫面觀看，非法獲利70余萬元。
造成偷拍產業鏈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攝像頭監管的不到位。在更早前的公安部“凈網2019”專項行動發布會上，浙江警方就曾表示，針孔攝像頭成本較低，不到100元，黑市獲利空間可觀，而且制作方便，加工簡單，他們收繳的針孔攝像頭有相當部分就出自手工作坊。
雖然我國法律規定監聽視器材屬于國家專控產品，制造和販賣竊聽視器材屬于違法行為。但登上某購物平臺上，就會發現，這樣的“高科技”偷拍神器，安裝方便，小而隱蔽，綁定APP后可以遠程觀看甚至回放，售價10~1000元不等。比如，針孔攝像頭，就可以被藏在充電插座里，又或者是藏在煙霧感應器中。
也就是說，偷拍者只需要花費幾百元，隨便在某個酒店，或者某些隱私場所簡單安裝，就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偷拍視頻。可以說，只要有人動了這種心思，偷拍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已無技術障礙。
止損監控傷害，應從源頭治理
不論是因為攝像頭安裝不規范導致的侵犯隱私權問題，還是有意為之的偷拍事件，攝像頭全鏈條的監管都急需強化。
一方面，針對公共場所視頻監控的立法，我國目前并沒有國家層級的法律法規，僅有一些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對其加以規定。比如，《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但該管理辦法只是地方政府規章，其效力位階較低。但顯然，僅僅是用一般法對視頻監控侵犯隱私權予以保護還遠遠不夠，缺乏可操作性。
公共場所視頻監控引發的諸多隱私權糾紛，對公共場所監控視頻監管不力形成的種種亂象，都急需一部專門的、系統綜合的、效力位階較高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來規范公共場所視頻監控的設置場所、安裝主體、監控程度、監管機構，以及對視頻監控所獲得的視頻監控圖像的收集、處理加以管制，對隱私侵權予以明確規定。
此外，盡管反偷拍的相關制度與法律一直在不斷發展和完善當中。比較有影響的制度最早見于2014年12月公安部和當時的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聯合制定的《禁止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和“偽基站”設備的規定》。該規定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和“偽基站”設備。
但具體司法實踐中，單就針對偷拍這個行為本身，刑法還沒有規定。具體到辦案中，需要根據其偷拍之后的行為、使用了哪些器材和造成哪些后果來具體分析。正因為如此，涉及的偷拍案件，多數都以別的罪名定罪，比如組織考試作弊罪、敲詐勒索罪、傳播淫穢物品罪和獲取國家秘密罪等。
另外，從偷拍視頻網絡售賣的黑色產業鏈上來看，不僅是傳播、出售視頻的網絡平臺，還有酒店、民宿、出租屋、商場等方面，都還沒有承擔起相關的責任。顯而易見，在公共場合，要求消費者來識別偷拍，是很難做到的。承擔這個義務和責任的就應該是經營場所，這不僅需要從立法上去完善，更需要嚴格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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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前對于公共場所攝像頭的安裝缺乏統一規定，一些特定行業的規定也未能覆蓋各類情況。而當前攝像頭安裝更普及，數據搜集、個人身份識別更便捷、智能，容易引發各類風險。因此，立法機關應當根據民法典規定，結合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對攝像頭的安裝作出統一明確的規定，完善相關立法。
比如，市場監管層面可對銷售環節實行備案許可制度，以便對偷拍事件進行溯源。市場監管部門也有必要從生產環節強化監管，要求生產廠家在代碼防護、身份鑒別、弱口令校驗等方面達到國家標準，避免非法破解事件。企業也應當完善設計，不斷更新攝像頭安全防護程序，指導用戶加固安全措施。
其中，對于攝像頭生產企業來說，要按照數據安全、信息安全有關規定和標準提升產品安全能力，要嚴格履行網絡安全主體責任，強化云平臺網絡安全防護，落實對遠程視頻監控App的數據安全防護責任。從技術控制來看，制造商可以對產品功能進行技術改造，為攝像產品增添身份識別，在購買攝像產品的時候就在這個產品與用戶之間建立起唯一的聯系。凡是通過該產品拍照的圖片都能留下它特有的標志，進而可以尋找到偷拍者，能夠舉證的同時提高辦案效率。
對電商平臺來說，要嚴格履行主體責任，全面開展排查，對平臺上的假冒偽劣攝像頭做清理、下架處理；對負有信息發布審核義務的社交軟件、網站、論壇等互聯網平臺來說，要及時、全面清理平臺上發布的涉攝像頭破解教學、漏洞風險利用、破解工具售賣，偷拍設備改裝，偷窺偷拍視頻交易等攝像頭偷窺黑產相關違法有害信息。
攝像頭滿地走的當下，對攝像頭全鏈條進行監管，不僅是對隱私安全的保護，更是對當前隱私泄露傷害的止損。只有從源頭進行治理，才能真正斬斷灰黑產業鏈，讓隱私安全重新回到人們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