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看過《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嗎？聽過《吉祥三寶》的諸多版本嗎？這些都是Kuso的杰作。“Kuso”，是一種特殊的互聯網文化，意為惡搞，常常不可避免地侵害著作人的權利。事實上，當網絡成為大眾娛樂消遣的重要方式時，類似的網絡著作權侵權現象正在愈演愈烈。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侵權已成為民事案件中的重患。

網絡著作維權日益艱難

如今，網絡正在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也使得文字作品、音樂作品和電影作品的著作權遭受重創。王蒙等6作家控訴北京在線侵害著作權案，鄭成思等控訴北京書生數字公司著作權案，百度音樂侵權案，“楚天網”盜版下載影視作品案和陳小亮、陳亮團伙架設網絡游戲私服案件相繼告發，大大小小的類似案件仍不斷地見諸報端。

從2006年開始，國家版權局連續兩年部署在全國范圍開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行動。但網絡侵權，隨意性強、難發現、易刪除、取證難，這給治理和維權都帶來較大的困難。隨著全國范圍打擊網絡侵權行動的持續發展，侵權與反侵權之間的較量也日益激烈，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近來出現的一些新情況使得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保護變得更為復雜和艱難。許多網絡侵權者大量使用虛假服務器注冊地址或同時在各地設立多個服務器，使維權者難以找到他們的藏身所在。有的侵權者通過采取不斷變化網站內容的銷售方法，使維權者試圖以司法途徑維權時難以確定法院管轄地。還有的侵權者隨意擴大作品授權范圍，故意混淆公益性行為和商業盈利行為的界線。另外，一些法院面對日益增加的訴訟，增設了門檻和公證上的難點，提高了維權者的維權成本。

網絡著作權維權，單靠著作權人單槍匹馬，顯然勢單力薄。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和民間管理的方式，卻能有效實現網絡維權的目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網易侵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以及近日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訴深圳訊天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的勝訴，都通過司法判例肯定了集體管理組織在維護音樂作品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的地位。而隨著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的出臺，“中國文字作品著作權協會”和“中國音像著作權協會”等集體管理組織將會先后成立，這將給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的維權帶來極大的便利。

引入共享方案有利訴訟

知識共享協議方案的引入，將使得著作權人能夠采取一種低成本的授權方式來獲得收益。所謂知識共享協議，就是一種采取以格式化交易為手段、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網絡環境下著作權廣泛傳播的新型授權模式。知識共享協議主要包括4個授權要素：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演繹創作和相同方式共享，著作權人按照自己不同的授權對象，根據這些許可要素，再組合成6套核心知識共享協議。著作權人可將所選擇的知識共享協議上載于包含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作品的網頁，如果使用者違反該許可協議，權利人便能以此為基礎提起侵害著作權的訴訟。

知識共享中國內地項目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春燕認為，在中國內地引進知識共享許可協議極為重要，這將進一步促進創造性活動的發展并豐富創造性作品，同時提高中國人民與世界上其他社會和文化進行有效溝通的能力。